1948年夏季，因应现实需要，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，形成华北局，由少奇同志担任第一书记。由于少奇同志担任多职，难以抽身，华北局的日常事务大部分由第二书记薄一波负责，只有重要事项才由少奇同志最终决定。有一天，薄一波带来一份准备提拔的干部名单请求少奇同志审阅，少奇同志对大多数人表示认可，唯独在看到一个名字时深思且皱眉，问道：“这人怎么也在里面？”他的意思显然是反对这人的提拔。薄一波坚持己见，双方争论了很久。最终，少奇同志尊重薄一波的主张，准许他自行决定，但同时提醒薄一波，干部的考察要全面，如果这个人将来出问题，薄一波需要承担责任。这足以说明，少奇同志对这位干部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甚至是排斥的。
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，彭老总因未到场而受到批评，给中央写信时除了倾诉苦闷外，还特别提出不要任用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便是少奇同志曾经持否定态度的那位。奇怪的是，被刘、彭如此反感的人，却受到毛主席和邓小平的青睐。主席曾询问总理：“这样的文章你能写得出来吗？”而邓小平在80年代后也曾评价他：“他做了很多工作，只是脾气不太好，得罪了一些人。”这一评价的背景是，当时有不少老干部希望对这人进行批判，但邓小平的一番话却有效地降低了气氛，暗示了他的态度。那么，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导致如此矛盾的评价呢？熟悉党史的人一眼便能认出，这“多面”的人物正是柯庆施。他的复杂性使得几位中央首长对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。
少奇同志对柯庆施的反感，源于他们在白区工作时的一次经历。1936年，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，而柯庆施则是他的组织部长。彼时，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侵扰加剧，造成局势动荡不安，我党在各个方面都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。而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的压力下，无法照顾到“政治犯”，柯庆施便向少奇同志提出，可以指示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，假意屈从国民党，正式提出出狱的要求。这一“国民党手续”要求被捕者写出“悔过书”，公开脱离组织关系。那些在监狱中被关押多年的同志，要他们“悔过”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如果上级组织出于斗争需要向他们提出策略，他们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。柯庆施希望通过“假投降”来保障同志们的安全，这一做法极具风险，无论是下命令的人，还是假意悔过的人，未来都有可能引发问题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少奇同志在请示中央后，最终同意了柯庆施的提议。经过多方努力，草岚子监狱的54名同志在1936年9月获得自由，包括薄一波在内。
对于薄一波来说，柯庆施可谓是他的救命恩人，甚至可以说是命中的贵人。薄一波原本在白区工作时并不出众，还曾被捕入狱数年，但在出狱后被派往山西老家进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，之后成功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决死纵队。即便在抗战期间阎锡山翻脸，仍有数万山西新军编入八路军，这些都归功于薄一波的卓越贡献，使他顺利进入核心层。如果没有柯庆施的建议，他或许会被关押更久，派往山西的统战工作就会由别人来负责。毫无疑问，薄一波能力出众，但若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他很难达到后来的成就。他心里也明白这一点，因此对于柯庆施心怀感激，1948年时想将他纳入华北局的领导班子。然而在少奇同志看来，柯庆施过于激进，为达目的不计原则，这样的人不可小觑。因此，少奇同志的第一反应是反对，并提醒薄一波要谨慎考虑。尽管当时的薄一波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长远，但仍在少奇同志的质疑中坚持，最终成功实现了目标。然而，薄一波在其后来的回忆录《七十年奋斗与思考》中忏悔，最后发现少奇同志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，而自己的看法则是基于短期判断的错误。
柯庆施那种“只要达到目的，不讲究原则”的特质，尤其在庐山会议的前后表露无遗。此次会议最初吹的风是“纠左”，柯庆施带去的材料也是如此。但在彭老总的信件送上去后，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。中央在传阅信件时，柯庆施察觉到了这一点，连夜派人去上海取回批示“右”的文件。这种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应对能力，使他的举动显得极为滑头，提前做好了两手准备。事情的发展正如柯庆施所料，彭总遭受了巨大的压力，而此时柯庆施则迅速跳出来施压，戴上许多帽子，对一些虚构的事情进行添油加醋，进一步加剧了彭总的困境。正是因为他频繁的政治举动，让彭老总心生忧虑，毫无愧疚地在不同的立场之间摇摆，这样的人破坏性极大。然而，毕竟有人喜欢他，柯庆施得以在高位稳坐的一个关键原因，便是毛主席的欣赏。
1957年末，柯庆施发表了《乘风破浪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》，积极倡导在各个领域加速建设。主席看后非常高兴，并在随后的南宁会议上与周总理谈起：“这样的文章，你能写得出来吗？”此外，我们今天常谈的“全国一盘棋”这一概念，最早也是柯庆施于1959年提出来并公开发表了相关文章，之后才被广泛采用。